财政厅、人社厅、科技厅几个副厅长层级之间，私下频繁接触。
“你们说这李一凡现在是副省级，但谁都知道他这几年一直干的是‘副省长干的事’。”
“他不是一把手，却直接架构制度，不通过我们厅局体系，凭什么？”
“现在连中财办都给他制度开绿灯，那以后我们在省里还用不要存在感了？”
“你们注意没有？他所有改革动作，文件都绕过我们这些厅——只送书记、送组织部、送发改委。”
这种情绪在几天之内，在省府系统中迅速蔓延，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抵抗气场——
不表面反对，但凡涉及星城市相关政策配套，不主动、不配合、不落地。
甚至连几个重要专项资金申请表，也被“延迟审核”、“流程退回”，理由是：
“格式需调整，评估未充分。”
李一凡在市委会议上接到报告时，面无表情。
常务副市长方卓咬牙切齿：“书记，他们这是在阳奉阴违，用流程做武器。”
组织部长何国庆则更警惕：“这不像只是个别人，是一批厅局之间形成了共识。”
“他们想用体制惰性，逼我们主动退让。”
李一凡扫了他们一眼，平静说：
“不用动怒。”
“他们不想配合，那我们就把配合机制制度化。”
“立刻启动星城市‘省级制度对接响应机制’，只要两周内无明确反馈意见的，我们自动视为认可，直接执行，并同步报备省委办公厅。”
方卓一惊：“这相当于把默认沉默当成行政授权？”
李一凡点头：“体制有空窗，改革就要填上。”
“他们不是不配合，是不想负责，那就由我来负责。”
“你们记住，我们不是要打赢一场仗，是要让这场改革有自我运行能力。”
……
而此时，赵建国也在省委小范围会上释放出一次微妙信号。
“改革归改革，但干部不能被架空。”
“我们要确保每一级厅局、每一位厅官，在改革中都有参与感和存在感。”
这句话在官场语境里是标准的“系统稳定性调节信号”。
翻译过来就是：
“李一凡可以继续推进，但不要让省里其他系统失衡。”
……
半夜，李一凡站在市委顶楼，看着星城夜色中那条通往未来科技港的大道，喃喃自语：
“改革最难的不是设计，而是——能不能让旧系统自己认同它会被替代。”
“而我，是那个亲手把它推进去的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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